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共青团内部刊物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共青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总政组织部，武警总部政治部，全国铁道团委，全国民航团委，中直机关团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

　　现将《共青团内部刊物工作座谈会纪要》发给你们，望结合工作实际，加以贯彻落实，以求把内刊工作搞得更好。



共青团内部刊物工作座谈会纪要
　　五月下旬，团中央研究室在安徽召开了共青团内部刊物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二十三个团省、自治区、直辖市委研究室(办公室)的负责人和办刊人员。会上，认真学习了赵紫阳同志关于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了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办好团内刊物的几点意见，北京、上海、辽宁、山东、合肥等省、市作了典型发言。会议以赵紫阳同志的重要讲话为指针，认真讨论研究了团的内部刊物工作，较为广泛地交流了情况和经验，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改进工作、提高质量的意见和措施。

　　一、团十一大以来全团内部刊物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会议认为，自团十一大以来：在各级团委的重视和广大办刊人员的努力下，团的内部刊物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体现在：(一)发展快，门类全。据统计，目前各省级团委创办的《团内通讯》、《团的情况》、《信息交流》等内部刊物，已达八十种；(二)紧密联系了团的工作实际，认真研究、探讨、总结新时期青年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新经验，在宣传、反映、指导、服务团的现实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方向把得稳，动向抓得快，为团的上级机关和党政领导机关及时、正确制定对策，妥善地解决问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依据；(四)初步形成了一支学习勤奋、工作扎实、熟悉团务并具有一定文字基础的办刊队伍和通讯队伍。

　　但是，就全团情况来看，团内刊物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团内刊物在内容上存在“浅、旧、虚、窄”的现象；在形式上，栏目少，编排粗，比较死板、单调；在工作保障上，一些团省、自治区、市委的领导对团内刊物还缺乏足够的重视，等等。这些，已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团内刊物质量的提高和效能的发挥，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认真加以克服。

　　二、坚持正确方向，突出内刊特点，提高办刊水平

　　会议认为，团内刊物不仅是团的领导机关对上反映情况、对下指导工作的重要工具，也是同社会有关方面沟通联系的重要渠道。努力提高团内刊物质量，对于加快信息传递，强化思想指导，提高工作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为此，会议着重从五个方面强调了提高团内刊物质量的问题。

　　(一)进一步端正办刊方向，明确不同类型刊物的职能。团内刊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定地当好党、团组织的“喉舌”和“耳目”，紧密联系青年工作的实际开展舆论宣传，进行问题讨论，自觉地为团的现实工作服务。在这个总要求下，《团内通讯》主要应宣传政策，通报情况，交流经验，研究问题，指导工作；《团的情况》则应以反映青年中带有倾向性、动向性、苗头性的问题和反映青年呼声、要求两个方面的内容为主，辅之以反映一些在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同时适当反映一些尚未公开报道的重大典型和重要工作的阶段性进展情况；《团内信息交流》主要是对下传达上级精神，编发综合动态，提供参阅材料。总之，不同类型的团内刊物都要在坚持正确办刊方向的前提下，明确自己的业务方针，体现自己的特定职能。

　　(二)团内刊物要突出“内部”特点。主要表现在机密性、参阅性、研究性三个方面。要求团内刊物所反映的内容是对于帮助领导机关客观地掌握情况、制定政策有重要价值的带有苗头性、倾向性、动向性的问题，应该是一些能帮助基层团干部扩展视野、启发思考、提高水平的内部文件、领导指示、学习资料、文章以及一些来自基层的新尝试、新创造和新方法，应该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的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这是团内刊物有别于团的公开刊物的主要标志。

　　(三)团内刊物要突出地方特色。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在版面安排上，转载、介绍外地的东西不可过多，不能因此淹没本地材料；二是一定要抓住本地的“龙头”项目，提出本地团干部普遍关心的问题，交流本地团组织可供学习、借鉴的成功经验，切实对现实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四)严格把握编刊环节，力求做到精心、细致、艺术。办刊工作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在编刊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把握每一个环节，努力做到精心选稿，精心编辑，精心设计，精心排版，精心校对。在内容上，要按照“实、准、深、新”的要求来开辟稿源，组织稿件。在形式上，要注意避免过于艰涩、呆板、花哨。要努力做到既不刻板、单调，又不是简单的花样翻新；既生动活泼、丰富多采，又不失庄重、大方。

　　(五)提倡清新、朴实、活泼、精练的文风。目前，团内刊物在文风方面表现出来的问题相对较多，因此，必须在全团大力倡导短而精、短而实的文章，真正做到清新而不浮漂，朴实而不平淡，活泼而不花哨，短小而不失份量。即使象调查报告、工作研究一类的长文章，也必须有内容，有新意，有血有肉，能深入人脑。对于那些冗长空洞、虚玄艰涩的东西，一定要坚决摒弃。

　　三、加强对团的内部刊物工作的领导，尽力为提高团内刊物质量创造条件。

　　会议认为，随着决策科学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团内刊物在团的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对团的内刊工作的领导，努力为提高团内刊物的质量创造条件。首先，要提高对办刊工作的认识，切实加强监督和管理。各团省、自治区、直辖市委的领导，要经常过问团内刊物工作，及时进行指导，帮助办刊人员把好方向，切实发挥团内刊物在宣传、反映、指导、服务团的现实工作等方面的作用。其次，要配齐配强办刊人员，保证办刊力量。根据办刊工作连续性和专业性的特点，要努力保证办刊人员的数量和相对稳定，实行专人专用。要把那些政治素质比较好、文字能力比较强的同志配备到办刊部门。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办刊人员的素质，使办刊人员真正成为办好团内刊物的行家里手。第三，要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如编前会制度、责任编辑制度、稿件送审制度等。进一步疏通刊物编辑工作的各个环节，实现刊物内部运转正常化。第四，要建立一支热情高、干劲足、业务熟、作用大的通讯员队伍。团内刊物的通讯员不宜过多，人员要力求精干。要注意建立通讯员单位，加强通讯员工作的连续性。对通讯员要加强培训，定期评比表彰。要多为他们传信息，创条件，办实事，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会议要求，各级团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办刊人员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强团内刊物工作、提高团内刊物质量的重要意义，以高度重视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总结经验教训，找出不足，制定改进的措施，努力把团内刊物工作抓紧抓好，力争尽快把团内刊物的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大陆法与英美法证据制度及其相关领域的比较研究
???兼论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齐 汇

日耳曼人严肃地对待掷骰子，不惜押上他们的自由。
???罗尔斯•庞德

【摘要】近年来，关于证据法学的研究在市场经济浪潮和人权观念膨胀的社会背景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与改革也颇受关注。其间，各种西方的证据理论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并对于正处在剧烈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的一些影响。因此作者试图对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及其相关领域的问题进行比较，并在比较中探询各种法律制度是否可以移植于吾国，以及其对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证据制度、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次目录：
一、 基本特征及其差异
二、 证据采纳问题上的异同
1、 采纳标准的问题
2、 传闻证据的采纳
3、 非法证据的排除
三、关于证明标准的界定
四、对中国的意义
1、为什么中国？
2、以刘涌案件为中心的展开
3、何为出路？

近年来，法律移植的潮流一直席卷着中国法学界，似乎文章中没有提到英美德法的理论就不成其为一篇合格的法学论文。在这种潮流中，就实体法而言其往往因为自然正义理念的影响而受到外国法冲击较小，而就程序法而言，此番影响颇为深重。程序法的理念往往直接体现在司法的过程之中，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妨碍抑或篡改着实体法规则的正常实施。在中国，法律的生长是靠理论与学说的推动，而这种生长之过程是在极小的精英范畴之内发生的，由于法律的职业化推进，这种生长并不会在民众的生活中造成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外国法（有的仅仅只是关于法律的理念甚至是某种印象）的移植，导致在司法运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们感到意外的判决，并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值得中国法律人思考和检讨。
基于上面的情形，本文试图对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作一番比较，发现他们之间的异同，并试图在这种比较之中找寻某些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有借鉴价值的法律制度。本文的写作也将结合当前中国的案例予以展开，在基本生活模式转型和深刻社会思想变革的时代探究证据法的出路，至少是一些有益地尝试。
一、基本特征及其差异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两大法系，虽然按照一些比较法学者的观点还存在社会主义法系、伊斯兰法系、非洲法系、斯堪迪纳维亚法系、远东法系等法系。 但是这些法系的法律制度大多仅仅只限于小范围内的规则系统，而不具有广泛的适用价值。因此，本文将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出发，来讨论问题。
大陆法和英美法在证据制度上存在着各自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反映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了彼此在处理案件中的差异。考察和研究这种差异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看待两大法系之间的特点，增强我们对于证据法本质和根源的理解，也易于我们对繁琐的证据体系进行逻辑梳理，提供研究的结构框架。两大法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差异具体地表现为：
（一）、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比较的庞杂和具体，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证据规则都有其相对应的案件予以支撑；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相对比较简略，一般是通过国家制定法的形式予以颁布，虽然也有判例，但是判例并不是证据规则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英美法中的证据制度既要面对一个庞杂的证据体系，又要面对大量的司法判例。一般来说，每个证据规则的具体内容都体现在一系列判例之中，而且有些证据规则就是由判例所规定的。例如,有关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米兰达规则”和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毒树之果”规则等。然而,研究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一般来说只要了解其立法中的有关规定就可以掌握其基本内容，而无需对于先前的司法运作做详细地研究。
（二）、英美法系的法律体系是在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上构建起来的，因此其表现出庞杂性、零乱性和针对性等固有特征。普通法经由几百年的发展，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已经通过众多的判例形成了一整套具体而细微的证据规则系统。由于注重对于司法运作的考量，英美法国家的证据规则是在法律的运作中通过一个个法官的判决形成的，而这种“法官造法”的方式比较容易迎合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实现正义的道路上，针对的是每一个当事人。相反，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的建构产生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强烈地受到同时代哲学发展的影响。证据法是由法学家们以整体设计的方式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创造出来的。虽然这种证据法也是对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经过理论上的提炼和加工，特别是经过了立法者整体的考虑和设计，其系统自然比较完整，内在的逻辑性也自然比较明确。 这种基本哲学立场上的差异导致了两大法系之间法律观念的分野。英美法在运作的过程中更注重法律的实际操作，而大陆法国家则将很大的经历投入到证据规则的逻辑结构及相关体系的建构上。
（三）、英美法国家的民事证据制度和刑事证据制度差别较小，民事证据和刑事证据可以适用相同的证据体系和规则。但是相反在大陆法国家，民事证据体系和刑事证据体系之间具有很大的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国家集权主义思潮的影响，刑事犯罪活动被视为对国家整体结构和秩序的破坏。因此对于刑事案件往往特别重视，其证明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的设立都普遍的高于民事诉讼中同类制度设计。从另一个角度视之，两大法系之间民事证据制度的差异较小，而刑事证据制度的差异较大。但是近年来，这种刑事证据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步的减小，呈现某种融和的趋势。
（四）由于受到历史上“夜警国家”思想的影响，英美法国家特别重视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甚至出现“防火、防盗、防国家”的民间口号。因此，在英美法国家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程序规则来约束国家的行为，从而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程序的运用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程序的运行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作茧自缚”。由于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强烈追求，英美法国家往往将冤枉一个好人视为对于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整体创伤，其损失的道德成本将远远超出通过程序的限制放走一个犯罪人。因此，在英美法的审判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些重要的证据因为其取得的方式或其本身具有某种不法的因素而被排除在有效证据之外。而这种规则的运用往往与一般人的认识之间有某种距离，因此英美法国家的司法职业化和专门化发展得相当完备，律师和法官在法律的生长中成为主角。在大陆法国家，由于受到“客观真实”、“必然因果关系”等哲学概念的影响，导致大陆法国家在司法的过程中往往将重点放在对于案件客观真实的追求上。而每一个案件都是已经过去的事实，因此要追求客观的真实就必须依靠现存的证据。由于这种对“实事求是”的追求，导致大陆法国家更加重视案件的实体正义问题，而往往受到牺牲的是程序的正义。在大陆法国家，一项重大的证据一般不会因为其取得的程序或其本身存在一定的瑕疵而遭到否定。这种对证据的认知过程往往更加符合一般人的认识基础，因此运用规则来判断证据的效力并不是一项具有极高专业性要求的工作，因此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和律师往往不会成为法学界关注的中心和焦点，法官职业是那些“二流”大学毕业生的避难所。 而另一方面，那些制定规则、解释规则、创造学说从而影响社会整体权利义务分配的法学家们成为了大陆法系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五）、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把重心放在审判过程中对证据的筛选或采纳，其主要表现是大量证据规则都与证据资格或证据的可采性有关；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则侧重于证据的收集和提取，其主要表现是证据法的大量内容都与证据调查程序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讲，前者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传统的产物；后者是以预审为中心的诉讼传统的产物。
（六）、在欧洲大陆，裁判的可接受性主要来源于实体结果的正确性，即所谓客观真实；而在英国，裁判的可接受性则与古代弹劾式诉讼一样，仍然来自程序的正当性。在一个裁判正当性主要来自实体正确性的地方，其裁判事实追求客观真实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一个裁判正当性主要来自于程序正当性的地方，其裁判事实即使不追求客观真实，也同样可以获得裁判的可接受性。 因此，从裁判的可接受性之角度对于两大法系证据运用规则的考量后，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蕴含于各民族内部精神中的差异，以及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认识论选取上的观念分野。
二、证据采纳问题上的异同
1、采纳标准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比较，不仅在理论上更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对于法律的实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证据的采纳往往较为宽松，在诉讼的进程中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的余地。换言之，只要是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客观真实有帮助的证据素材，一般都能够影响甚至决定法官对于案件的判断。虽然大陆法系成文法典中确定了一些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至关重要的证据，只要不是通过及其反人道和暴力侵犯人权的行为获得的，一般都不会被排除。既是在某些特殊的场合这些重要的非法证据被排除，但是由于自由心证主义的影响，法官审判过程中在形成“内心确信”的道路上，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此种被排除的“重要证据”，由于受到客观真实诉讼目的的影响，这种被排除的证据在一定的程度上依然对于法官的心证会产生潜在的影响。而相反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非常庞杂，各种具体的规定和案例也将法官对于证据的采纳与排除的裁量余地限制得非常狭小。由于程序正义理念的伸张，使得这种被排除的证据对于法官和陪审团的确念的形成，相对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而正好相反，这种程序正义的过程正是英美法国家在诉讼中吸收不满和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中被视为核心内容。
对于证据采纳标准的问题，两大法系的差别是极为明显的。这种差别从具体的角度言之，主要表现为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据的合法性两个方面。就关联性而言，大陆法国家并没有对于这一问题做过多的论述和解释。 在绝大多数的案件中，证据的关联性这一问题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讨论范畴，而判断关联性的标准则通常经由因果关系的理论加以初步判断。相反在英美法系国家对于证据的采纳中关联性的要求十分明显。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规定：“‘有关联性证据’指具有下述盖然性的证据，即：任何一项对诉讼裁判结案有影响的事实的存在，若有此证据将比缺乏此证据是更为可能或更无可能。”第402条规定，“除美国宪法、国会立法、本证据规则或者最高法院根据成文法授权制定的其他规则另有规定外，所有有关联性证据均可采纳，无关联性的证据不可采纳。” 所谓证据的合法性规则，指诉讼双方提交法庭的证据必须在证据的主体、形式、以及收集提取证据的程序和手段等方面都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才能采纳为诉讼中的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不得采纳。 在大陆法系国家，证据的排除规则往往是一种消极的行为规范。在立法中一般没有要求证据的合法性，而仅仅只是将非法证据的排除写在法典之中。但是也有例外。 在英美法国家，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成为程序正义理念的核心组成。关于这一问题在后述章节中作者将进一步言及，此不赘言。
2、传闻证据的采纳
按照普通法的定义，传闻证据是提供证言的人在法庭以外所做的陈述。换言之，证人的“庭外陈述”都是传闻。 例如，Ａ亲眼看到Ｂ杀死了Ｃ，但是Ａ没有在审判时出庭作证,而是由侦查人员在法庭上宣读了Ａ的证言，那么这份证言就属于传闻证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1条(Ｃ)款给“传闻”下的定义是：证人在审判或听证时所作的陈述以外的陈述都是传闻。盖言之，传闻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在普通法系，保障证言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主要依靠证人当庭宣誓、直面裁判者作证和接受双方交叉询问来保障。这样做的理由在于，首先传闻证据属于间接取得的证据，其由于从另外人口中转述，难免出现描述上的误差；其次，如果法庭不经由双方交叉盘问，或至少证人接受对方盘问就将传闻证据予以采纳，将剥夺证据效力相对方质证的权利，破坏对抗制下当事人主义中双方力量均等的诉讼状态；再次，传闻证据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之中属于效力低下的证据，而让诉讼双方围绕着这样的证据展开辩论将浪费司法资源，造成诉讼的高成本，不利于人们依靠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
然而，任何事物的存在方式及其状态都不会是单一的。虽然传闻证据的适用在诉讼过程中遭受限制，但是作为当事人举证行为的一种，我们还是应当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在有些情况下，或者因为原始证据已然灭失，或者因为原始证据无法取得，传闻证据成为了证明案件事实的必要手段，所以一律排除传闻证据显然不利于完成司法证明的任务。 因此，“临终陈述”和“不利陈述”或“自认性陈述”便成为普通法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例外。
在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确立传闻证据排除的规则，而是设立了“直接言语”的原则。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0条规定:“如果对事实的证明以个人的感觉为根据，应当在审判中询问本人。不得以宣读询问笔录或者书面证言的方式而代替询问。” 因此，无论如何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面对这一共同问题时，各自采取了适当的立场，虽然在表述上不尽一致，但在实际的司法效果上，却具有共通之处。英美法中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得他们在诉讼过程之中出于力量均衡的地位。而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主要是为了在法官的心证过程中，控制形成“确信”的强弱，而重点不在于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英美法系的诉讼模式就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而大陆法系的则是纠问式的职权主义。他们的之间的分别并不是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这一范畴内的区别问题，而是对抗制的当事人主义和辩论制的当事人主义内部区分的问题。 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应当予以重视。
3、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是与法治社会的发展同步的，它预示着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对抗。在这种对抗和冲突中，公民的个人权利??甚至我们可以将视野扩展到世界人权运动的社会背景之下的国际人权观念??与国家权力之间产生了反复的、多次的博弈（game）,在博弈中逐渐形成纳什均衡，任何一方的力量的增长将导致对方在同一领域内力量对比的下降。由于大陆法国家采自由心证主义而英美法国家采具体详细的证据排除规则，导致这一均衡状态在英美法国家往往表现得过于机械，而在自由心证的环境中，更容易产生这种博弈后的纳什均衡。
从广义上说，英美法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1、证据提取或提供证据的主体是否合法；2、证据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定证据形式的要求；3、证据取得时的程序和取证的手段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如果从狭义的方面言之，这一规则仅仅表现为上述第三种情形。在英美法国家，很早就采取了这样的规定。例如，美国1791年通过的《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人身、住宅、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的搜查和扣押。因此,违反这一规定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审判中采用。而在大陆法系国家，这种规则的确定却在二战以后才逐渐受到立法者的重视。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人类在战争的硝烟中饱受摧残和痛苦，因此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保障社会公共福利成为二战后各国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内容。加之世界范围内国际人权运动的广泛开展，个人的幸福和尊严被各国的法律提到了比较显赫的位置，而一切与这种国际人权观念相抵触的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律都将遭到人们的谴责和扬弃。因此一旦某一项证据取得的根基是通过侵犯他人基本人权而获得时，此证据将遭到诉讼程序中正义理念的排斥，甚至失去其作为证据的效力。
话虽如此，但是却不能片面地认为大陆法国家完全地采取了这一保障基本人权的规则。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往往排除那些违法性很严重而且已经得到确实证明的证据，特别是那些会对判决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证据。而对于违法程度不高而往往又是证明犯罪的直接有力证据，一般情形下法官不会轻易的将其排除，就算排除也会在法官的心证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和印象。
三、关于证明标准的界定
证明标准的问题本身并非证据制度范畴内的问题，而只是与证据制度相关联的对证据认知和确信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对证据制度的运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往往决定着罪与非罪的问题，因而此处一并加以关注。
审判是一个从不确定逐步演进到确定的过程。即从事实经审理之前双方当事人都有可能胜诉（或败诉）的可能状态，逐步趋近至言辞辩论终结时，法官认定一方当事人胜诉，而另一方当事人承担诉讼上不利后果的确定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客观真实的缺陷是明显的。任何诉讼很大都是依据现在的事实来证明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而发生过的事实是丰富的，而证据只是发生过的事实的某些重要片断在目前的呈现或记载，但绝非等同于原先发生过的事实。证明活动的指向对象是“事实上的过去”，证明就是双方当事人就事实上的过去在诉讼程序中的“再现”，以及事实审理者逐渐形成关于“过去”的主观图景过程。
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案件具有不同的证明标准。换言之，诉讼中当事人利用证据证实构成要件的基础事实达到何种程度就可以对于案件的事实问题予以肯定的回答。证明标准（standard of proof）,又称为“证明强度”、“证明尺度”或“证明度”，在我国诉讼法学界也叫“证明要求”或“证明任务”。就证明标准而言，其存在着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分类。就主观方面而言，它提出的疑问是：“法官在认定案件时达到何种状态即可形成确信的状态？”；就客观方面而言，其问曰：“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对于争议事实证明到何种清晰程度便可以认定其有无？”。因此，这一问题的建构将直接决定证据在证明过程中的心证效力，其高低直接影响着诉讼双方的力量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