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扈亭河

当前，执行案件中存在部分案件不能执结的问题。不能执行完结的原因很多，有案件是因为被执行人的确没有执行能力、无法找到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存在一批“难案”、“硬案”和“骨头案”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的案件是因为行政干预过多、执行力度不大等原因造成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执行难”，“执行难”的存在影响了法院的威信，损害了法律的威严。
一、执行难存在的原因
（一）执法环境差。
1、一些被执行人的法律意识不强。一些被执行人对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不自觉地履行或抗拒执行，主要表现在不积极主动向法院提供财产情况，故意逃避执行，造成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查，增加了执行工作的难度。
2、有关方面不积极配合。出于多种原因，银行、房管、社保等部门和单位对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经常出现不积极配合的现象。价格鉴定、评估、拍卖等社会中介组织对法院委托的价格鉴定、评估、拍卖事宜有的不依法进行，有的甚至弄虚作假。
3、行政干预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当前，随着普法宣传力度的加大，行政机关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干预案件执行的现象大大减少。但是，应当看到现在干预案件的现象并未完全消除，严重影响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
4、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是“执行难”存在的“顽疾”。在很多地方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为保护当地当事人的利益，不惜干扰人民法院正常司法工作的开展，表现在阻挠执行、抗拒执法、不协助执行、为当地的当事人通风报信等。
5、执行力量不足、办案经费短缺、装备落后，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执行工作的需要。?
6、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也给法院执行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执行工作目前主要依靠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的规定来开展工作，缺乏具体明确的操作规范，没有制定出《强制执行法》等比较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使执行人员无法采取行之有效的执行措施。
（二）执行工作力度还不够。
1、一些案件在法院立案后没有在3日内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有的案件的被执行人本来具备履行能力，由于法院没有依法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错过了执行的有利时机，导致一部分案件久拖不执。
2、部分案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执行措施。一些案件中止、终结执行缺乏相应的证据佐证，以“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无任何事实依据，也容易导致执法的随意性。
3、对一些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甚至擅自处分已被法院查封、扣押、 冻结财产等妨害执行行为的，法院没有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三）法院裁判案件时制作的法律文书不明确等原因。
法律文书出现问题，导致司法实践中案件出现“执行难”的现象还位数不少，常常有执行员抱怨“根本没法执行”，就是这种情况，这是法院自己给自己带来的“绊脚石”。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与执行严重脱节、审理不兼顾执行将造成执行困难。比如在立案和审判阶段采取保全措施不力，需要先予执行的或者需要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没有及时采取，结果坐失执行良机。
二、解决“执行难”的对策?
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涉及到立法、司法体制改革、社会信用意识的提高等诸多方面，同时也有赖于普法宣传的深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
（一）进一步加大执行工作力度，着力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重要环节，也是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以保护的最终体现。如果生效裁判文书得不到执行，司法公正得不到真正体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受到切实保护，法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而执行力度的大小，不仅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也关系到“执行难”问题的有效解决。要通过加大执行力度，体现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和执行工作的权威，努力把法律文书的要求落到实处。首先要提高办事效率。对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要及时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以当申请人举证和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相结合的方式多渠道、多方式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其次，对有履行能力而不主动履行的被执行人，要坚决采取搜查、查封、扣押、 冻结、划拨、变卖、拍卖被执行人的财产等执行措施；对一些被执行人员或其他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妨害执行行为的要及时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三，要敢于坚持原则，对法律负责。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干预要尽可能地向他们说明事实和法律依据，求得他们的理解和配合；对于非法干预的要坚决抵制，严格依法办事。
（二）加大执行改革力度，采取灵活多样的执行方式。
在高级法院辖区内采取委托执行、异地执行、交叉执行、提级执行和统一执行相结合的多管齐下的办法对解决“执行难”问题效果更好。异地执行方式的优点是执行法院与被执行人所在地或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际关系少，受“地缘”、“人缘”关系影响较小，执行力度较大。它一般适用于执行法院与执行地点相距不太远、被执行人有便于执行的财产的案件。交叉执行就是在高级法院的统一协调指挥下，本辖区内不同地区的法院相互交叉，甲地的案件由乙地法院执行；乙地的案件由甲地或丙地法院执行。所谓提级执行，就是将本来应由下级法院执行的案件提到上一级法院执行。地方保护主义、执行中的种种阻力、“地缘”、“人缘”关系等等，都是越往下越严重，上级法院跳出了下级法院所在的那个“小圈子”，级别高，影响力大，突破了原来的种种关系，执行起来阻力相对小一些。所谓统一执行，是指对一些有特殊阻力、影响较大的案件，由高级法院调集辖区内的执行人员和装备，统一指挥，统一执行。
（三）坚持学习与培训相结合，进一步提高执行队伍整体素质。
执法者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执法活动的质量。因此，抓好执行工作必须从提升执行人员的整体素质入手，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纪律严明、公正清廉、训练有素的执行队伍。要摒弃“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的错误认识，树立违反程序法也是违法的观念。在执行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开展工作，以程序合法确保实体公正。首先，要进一步提高执行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使他们树立起大局意识、政治意识，从思想上明确“执法为民”的司法理念，并把其作为衡量执行工作的标准和评价执行工作好坏的基本价值取向。执行人员必须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依法公正、高效地执行案件。其次要强化对执行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执行水平和办案能力。第三，强化内部监督。对那些违法违纪的干警要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起到处理一个，警示一片的警示教育作用。
（四）进一步加大法律宣传普及力度，提高全民法律意识。
加大法院宣传工作力度，要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充分利用新闻媒体，通过一些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在全社会形成生效法律文书必须履行的社会氛围。对那些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在依法采取执行措施的同时在新闻媒体上曝光，起到警示教育他人和提高社会诚信的作用。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四维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民三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三终字第10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商业秘密侵权纠纷可由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进行管辖，由于销售侵犯商业秘密的侵权产品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列举的侵权行为，同时，使用商业秘密的过程，通常即制造侵权产品的过程，当侵权产品制造完成时，使用商业秘密的侵权结果即同时发生。因而，商业秘密侵权产品的销售地法院对商业秘密侵权行为不具有管辖权。

三、基本案情
2004年4月8日，四维公司、四维深圳公司以艾利丹尼森公司、艾利广州公司、艾利昆山公司、艾利中国公司（以上四被告为侵权产品生产者）、里水印刷厂、汾江经营部（以上二被告为侵权产品销售者）侵犯其乳化型压克力感压胶外加增粘剂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为由，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艾利丹尼森公司等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6000万元。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立案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后，经过原告两次诉讼请求的变更，赔偿请求最终被确定为1.5亿，之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准许了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权转移的请求，将案件收至广东省高院管辖。2005年6月6日，四维公司、四维深圳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补充递交了《民事起诉状》。根据该起诉状，四维公司主张其“乳化型压克力感压胶外加增粘剂技术信息”被艾利丹尼森公司在中国申请了“增粘乳液压敏胶粘剂”专利，侵犯了其商业秘密。
2004年10月13日，艾利丹尼森公司、艾利中国公司以四维公司、四维深圳公司、上海四维企业有限公司等侵犯其压敏粘合剂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向江苏省高院提起诉讼，并被受理。2005年11月8日，江苏省高院作出民事裁定认为，本案与四维公司、四维深圳公司以艾利丹尼森公司等侵犯其商业秘密之诉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的纠纷，因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时间早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因级别管辖原因移送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故裁定将该案移送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之后，艾利丹尼森公司、艾利广州公司、艾利昆山公司、艾利中国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主要理由有：本案移送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可以有效阻止四维公司等的恶意诉讼；因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且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时间晚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关联案件的立案时间，故本案应当移送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四、法院审理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为侵犯商业秘密纠纷，被告艾利广州公司的住所地在广东省广州市，被告艾利昆山公司和艾利中国公司的住所地在江苏省昆山市，被告里水印刷厂、汾江经营部的住所地在广东省佛山市。依据民事诉讼法，上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均有地域上的管辖权，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又因本案争议标的大，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享有对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移送的本案的管辖权。鉴于级别管辖的变更并非两次独立诉讼，故立案的时间仍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的时间2004年5月7日为准，故2004年10月13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受理的艾利丹尼森公司、艾利中国公司诉四维公司等侵犯商业秘密案的受理时间晚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受理时间，根据有关立案管辖、移送管辖的规定，裁定驳回艾利丹尼森公司、艾利中国公司、艾利广州公司、艾利昆山公司对本案管辖权的异议。
艾利丹尼森公司、艾利中国公司、艾利广州公司、艾利昆山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并向最高人民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里水印刷厂、汾江经营部仅为销售者，其行为不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不应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其住所地法院，即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就没有管辖权。这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立案时间应为2005年6月，晚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关联案件的立案时间，故应当将本案移送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基于当事人间的历史行为，认为本案移送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可以有效阻止四维公司的恶意诉讼。据此，请求法院撤销原审裁定、指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
被上诉人则答辩称：里水印刷厂、汾江经营部除了销售，也使用了侵权设备和工艺进行分条、切张等，故佛山市既是侵权行为实施地，又是侵权结果发生地，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该案管辖权依法转移至广东省高院后立案时间仍以转移前的立案时间为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因为立案时间相对较晚，故无管辖权；并且管辖权异议纠纷是程序问题，恶意诉讼问题与本上诉案没有关联性。
二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的规定，销售侵犯商业秘密所制造的侵权产品并不属于该法所列明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因此里水印刷厂、汾江经营部被控销售侵犯商业秘密所制造的侵权产品的行为，以及其被控使用侵犯原告商业秘密所制造的侵权产品的行为，均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又因为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是重合的，亦即使用商业秘密的过程，通常是制造侵权产品的过程，当侵权产品制造完成时，使用商业秘密的侵权结果即同时发生，不宜将该侵权产品的销售地视为使用商业秘密的侵权结果发生地。故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不能因里水印刷厂、汾江经营部的上述不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而具有本案的管辖权。
四维公司、四维深圳公司在二审提出里水印刷厂、汾江经营部使用侵权设备和工艺进行分条、切张等的答辩意见，因起诉状中没有相关记载且其未提交初步证据予以证明，故此也不能成为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的依据。
综上，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基于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但因本案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是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的纠纷，且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立案时间早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立案时间，故本案应移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原审法院对本案管辖权的认定有误，应予纠正。关于上诉人提及的恶意诉讼问题，因与管辖权异议无关，不再评判。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故被告艾利广州公司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被告艾利昆山公司和艾利中国公司的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被告里水印刷厂、汾江经营部的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的有关法院均有地域上的管辖权，故由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但二审法院却以销售侵犯商业秘密所制造的侵权产品并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列明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认为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不能因里水印刷厂、汾江经营部的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而具有本案的管辖权，并最终将该案移送至上诉人所主张的江苏省高院进行合并审理。以此，本案中，我们主要来探讨的是商业秘密侵权纠纷的地域管辖问题。
首先，既然是商业秘密侵权纠纷的法院管辖，首先须明确的是何为商业秘密纠纷中的侵权行为。
由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具有特殊性，法律一般会将侵权行为以列举的方式列明，故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可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仅包括以上列举的几种行为模式，只有在行为人实施以上行为时，才可对其追究侵权责任，而销售侵犯商业秘密所制造的侵权产品显然不包括在内。
其次，应明确的是法律对于商业秘密侵权纠纷的地域管辖的相关规定。由于现有法律对于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的管辖确定问题尚未有明确、特别的规定，故仍应适用一般民事诉讼中的管辖规定。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由此可见，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可由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进行管辖。
最后，由于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是重合的，亦即使用商业秘密的过程，通常是制造侵权产品的过程，当侵权产品制造完成时，使用商业秘密的侵权结果即同时发生，故不宜将该侵权产品的销售地视为使用商业秘密的侵权结果发生地。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曾在《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座谈会》中所指出的：“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是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不能以原告受到损害就认为原告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
因此，综上所述，商业秘密侵权产品的销售地法院对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是没有管辖权的。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