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刑事审判中的情与法
　　　　　　　　　　　　　　　　　　　　　——从几则案例说开去


　　“法不外乎人情”这句古谚既凸显了法与情之间的交织关系，也反映出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时需要妥善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既要尊崇法律的规定，但是又不可机械式地适用法律，要考量案件中与法条中所隐含的情理。因为法与情理确始终相伴相生，离开了情理的法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它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即使在西方崇尚法律至上的国家，情也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法。当然，也有法学理论家宣扬一种法与情完全脱离的理论——恶法亦法，但这终究只是一家只谈，也未成为影响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主流思想。此外，从法的渊源来看，法与情也是紧密相连的，早期的法是起源于道德的。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光靠道德是无法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此时法便应运而生。法和道德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共同调整着社会关系，但是在某个范围内也会出现交集，这时就会出现究竟适用法抑或道德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困惑。当这种困惑出现在刑事审判实践，就需要法官在法与情之间做出权衡。当然，法官在做出权衡时要本着最基本的良知，捍卫法律的公平正义。

　　一、现象：审判实际中的情法冲突

　　案例一：范某无照驾驶重型装载机在一在建内环快速路上运送建筑材料，行驶至该路段k2+250处时，因不当操作遮挡了视线，忽视行车安全，不慎将唐某撞倒并碾压，造成其当场死亡。案发时该快速路并未投入使用，但已经有行人或者摩托车在通行。案发后范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诉机关以范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并未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

　　案例二：文某发现其所在村的山上有一棵兰花楹树，便以购买小叶香樟树为幌子(小叶香樟树不值钱，且山上到处都有)，前去和村书记罗某商量，要在山上挖棵小叶香樟树（树的大小和具体位置文某辩解说都跟书记说明了）。文某在未按购买树木的正规程序通知相关责任人到场德情况下，私自将山上的兰花楹树挖走并出售，获赃款13000元。经鉴定，该树价值人民币8万元。案发后文某已经将所获的赃款退回，兰花楹树也已移植回该村山上并已成活。公诉机关据此以文某犯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例三：今年48岁的张某（老家在农村）2011年经熟人介绍来到郑州苏先生家做保姆。同年12月2日下午，因抱怨苏先生拖欠工资，便将苏先生放在鞋柜上一部VERTUS手机（诺基亚一款奢侈品手机）藏在厨房里，次日趁人不备时将该手机埋在萝卜坑里。苏先生发现手机不见了就报警，民警查看了小区的监控录像在萝卜坑里找到了手机。经鉴定该手机价值6万元。公诉机关以张某犯盗窃罪提起了公诉。

　　案例四：2003年8月7日凌晨，四名农民工进入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偷摘了47斤科研用葡萄。这些葡萄是该研究园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当时正处于对比试验阶段，此举令其中的20株试验链中断。北京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被偷的葡萄进行估价，其直接经济损失为11220元。北京市海淀区警方于9月12日对其中三名农民工执行了逮捕。后对葡萄价值按照“市场法”进行了重新鉴定，其价值为376元。2005年2月21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三名民工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上述案例中，案例一的被告人范某显然不能以交通肇事罪来定性，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理论和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定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紧接着问题就来，即使范某在公共交通道路上驾车行驶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也未必有定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罚重。案例二、三、四反映出来的现象是一致的：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若是单纯地查清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考虑任何情理因素的话，从形式上看案件的处理结果是

　　没有问题的，但这样的处理结果能否体现公平正义，能否符合刑法本来的精神和理念，则值得人好好反思。

　　二、问题：违背法的基本精神与减损司法公信

　　在上述案例中，法官如果完全按照刑法法条的规定依葫芦画瓢，有可能产生如下问题：

　　第一是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指的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一般认为，罪行相适应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案例一，范某过失致人死亡的罪行显然要比一般的交通肇事的要轻，因为交通肇事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侵害的客体是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害的客体是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针对是个人。按照刑罚相适应原则来推理，过失致人死亡罪在相当的情节、性质及危害后果的情况下，量刑肯定要轻些。但是如果单单从刑法条文去操作的话，案例一出现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第二则是降低了裁判的可接受性。俗话说，“到法院打官司就是要讨一个公道”，所以法院针对具体个案“怎么说理”以及“说理的好与差”便成为社会公众是否接受和认可法院裁判的关键。虽然法官进行裁判时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裁判结果并不一定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因为他们不是法律职业者，其对法律的熟悉程度也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像法官那样理性地看待裁判结果，其更多的是夹杂着个人情感，且这种情感还或多或少的带着同情弱者的成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判断这种情感的对错，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它在影响着裁判的可接受性。就像案例二、三、四的情形，如果法官完全摈弃情理上的因素，照法裁判，估计大多数人是无法接受那样的裁判结果的，因为在公众眼里，他们并不太理解和认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程度，他们只是从情理上去考虑一个人的行为有多严重，该受怎样的刑罚。所以，为了让裁判更容易被接受，法官需要在个案裁判中考虑一定的情理成分，但是该如何去把握情理的分量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三则是会损害司法权威，减损司法公信。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水源”。因为法院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个案审判明晰对与错、是与非，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因此，法院在个案审判中的说理与裁判结果若是十分偏离公众的司法预期，则会导致公众对裁判的接受性低，进而降低公众对司法工作的信服力，损害司法公信。

　　三、原因：法的滞后性和情的合理性

　 （一）法的滞后性，使其难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总是具有滞后性，法一经立法机关制定以后，就已经落后了社会形势。换句话说，法一产生就已过时，刑法规范也不例外。针对法的这种滞后性，不同法系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遵循英美法传统的国家采取了遵循先例的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对成文法进行解释，而不让法官在个案审判中“造”法。由于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比较特殊，其适用所直接带来的后果就可能是剥夺人的自由、生命、财产权，因此，在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时要遵循特别严格的要求。当然，像贝卡利亚那样，要求刑法规定明确到不允许解释的程度， 固然是最理想的，但那是不现实的，刑法的滞后性使得其需要解释，而即使有了解释，也不能完全地规避其滞后性。

　　刑法解释并不能解决当法官在面临一个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新型案件时该如何处理的难题，因为刑法解释也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任意地进行解释，只能就刑法规定不明确的和实践中如何适用进行解释，而且解释的主体也是明确了。所以，如果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只是死守着法律条文或者法律解释，法官照样会感觉无所适从。在这样一个提倡法律至上的社会，法的作用有时候被过度地神圣化，好像所有的事情离开了法律都是不合理的，殊不知，过度地依赖法律条文，恰恰显现出法律在某个方面的苍白无力。崇尚法律固然是好事，但是也清楚法律有其自身无法弥补的先天缺陷，这就需要作为法的执行者——法官在实践中把握情理的作用。

　　回到先前的那几个案例，刑法规定的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又规定了几种不需要数额标准的盗窃罪情形：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就一般的盗窃罪，被侵害财产的价值是相对确定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一财产在不同的时期、环境下具有不同的价值。比如案例二中的兰花楹树，如果只是按照木材使用的功效来计算，它根本不可能拥有如此高的价值，但是，由于该树稀有，且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使得该树价值倍增；案例三、四中的奢侈手机、天价葡萄也是一样的，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价值就那么点，但是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具有另一种让常人匪夷所思的高额价值，且这种价值的存在是合法的。面对这种情况，刑法和相关的解释并没有告诉法官该如何去取舍，因为刑法的制定者在制定该法的时候也没有预料到如今的情形。法的滞后性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让法官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情理去作出裁判。

　　（二）情的合理性使其在法官裁判时占有一席之地

　　在日常生活中，情有很多种，当一种情升华到理的程度，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那么它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规范，自觉地调整着社会关系。而所谓的“情理”，指的是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它是大多数地方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积累并通行的经验法则、价值理念和公平、正义观念， 且渗透到现实生活中各方面。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份情理，虽有差异但共同的指向应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官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故而，理性的立法者在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时便考虑了相当的因素，如刑事司法中的酌情制度。

　　此外，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在裁断案件时也无法全然跳脱出情理。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采用的是自由心证主义，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判权（discretion）。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自由裁量权，指指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 同时，法律语言含义的多样性与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也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法律规定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规则释“法”说“理”，使裁判的结果符合公众的通常理性，不能与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过于偏离，进而达到情理法相统一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结论：刑事审判中要情法兼顾

　　司法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法院作出的裁判直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所以不能一味的只是考虑法律框架内的因素，应该要适当注意情理上的因素。

广电总局 文化部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
广电总局 文化部
广发影字(2000)320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电影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电影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特提出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
一、十四大以来电影改革进展情况
（1）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电影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影公司统购统销的发行模式被打破，各制片单位获得了自主发行权；符合国情的分帐制、院线制等发行放映方式的出现，促进了新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形成；影视合流、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等改革试点，推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制片权限进一步放开，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和电视单位获得了影片独立出品权；组建电影集团，探索了集约化发展道路；部分电影企业转变经营机制，深化了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农村16毫米影片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农村电影发行、放映自主权的放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放映体制，使得农村电影市场日趋活跃。改革给我国电影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电影创作水平日益提高，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2）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电影业仍然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电影企业布局分散、结构不合理、机制运转不活，缺乏市场竞争力；优秀国产影片还不能满足市场和观众需求；电影流通渠道单一，发行层次、环节过多，电影市场垄断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电影市场经营不规范，管理薄弱，电影走私盗版屡禁不止，偷漏瞒报票房和拖欠款现象严重；电影发展资金缺乏等。上述问题严重制约了电影事业的发展，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大改革力度，促进电影事业持续发展。
二、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及目标
（3）深化电影业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既遵循电影发展的自身规律，又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认真借鉴经济领域改革的成功经验，勇于探索，大胆实践，面向市场，服务观众，更好地发挥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作用。
（4）改革的方针原则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牢牢把握正确导向，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关系，确保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党和政府的控制力，正确处理国有资金同其它社会资金、境外资金的关系，确保国有经济成份的主体地位。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正确处理积极引进同发展我国电影的关系，确保电影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坚持改革的力度与宏观管理的完善程度相适应，正确处理积极主动同慎重稳妥的关系，确保改革健康有序进行。
（5）改革的目标是：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充满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建立起完善的电影市场体系，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电影市场格局；形成一批以影视产业为龙头的、有竞争力的大型电影集团和现代电影企业，推动我国电影业的发展壮大。
三、改革的主要措施
（6）规范组建企业集团。要以实力强的电影企业为龙头，通过重组，优化资源配置，转换经营机制，提高影视制作和经营能力，实现企业的规模效益；要进一步深化影视合流改革，加快建立影视录盘一体化，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的电影企业集团，形成电影行业的主力军；要在清产核资、界定产权的基础上，逐步理顺集团内部产权关系，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努力构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母子公司体制；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确保党对电影集团领导的管理体制。集团中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公司的党委负责人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党委书记和法定代表人可由一人担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由上级主管部门（单位）考核同意，按相关管理权限任免。
（7）试行股份制，调整产权结构。制片单位的股份制改造，须由广播影视系统国有资本控股，可以吸收系统外国有资本入股；单部影片制作，可吸收非国有资本和外资参股；发行单位的股份制改造，须由国有资本控股，可以吸收境内非国有资本参股（中影集团公司除外）；放映单位的股份制改造，可以吸收非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参股，但须由境内资本控股，并按程序报有关部门审批。
（8）积极推行院线制，促进跨地区经营。减少发行层次，增加发行渠道。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发行放映资源，建立区域性院线和跨省院线，鼓励有条件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进行院线制改造，逐步建立以院线为主的供片机制，通过竞争活跃电影市场，促进影片收入在制片、发行、放映三个环节上的合理分配。
（9）促进经营方式多样化，努力提高两个效益。鼓励电影企业以影为主，挖掘内部资源，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多种经营格局；支持电影制片企业与省或省会城市以上电视台合办节目、栏目；在现已实行的35毫米影片分帐发行、卖断发行权方式的基础上，增加35毫米影片单拷贝销售方式作为补充；鼓励有条件的电影企业在竞争中组建全国35毫米影片交易中心，促进35毫米影片交易市场进一步完善；鼓励在互联网上进行国产影片的宣传、促销和交易。
（10）深化电影企业内部管理机制改革，建立健全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推行岗位责任制、劳动合同制和干部聘任制，试行委托制片人制、委托经纪人制和摄制酬金签约合同制，推行主创人员酬金与电影经济效益挂钩的分配方式，调动电影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电影企业的经营效益。
（11）调整供片政策，鼓励发行国产影片。根据放映单位年放映国产电影片的时间不得低于年放映时间总和的三分之二的规定，加强年度国产影片放映情况的考核，并根据考核情况调整进口影片供片政策，以鼓励电影单位多发行放映国产影片；适当调整放映档期，在重大政治活动和重大节日期间，在全国集中宣传发行放映优秀国产影片。
（12）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技术改造步伐。积极引进、开发、运用和推广高新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努力推动数字技术在电影制作中的运用，增强国产影片视听感受和观赏性，提高国产影片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能力；加快城市影院更新改造，改善观看条件，提高服务质量；加快实行城市影院电脑售票和电脑联网，提高电影院及发行放映行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13）进一步放开农村电影市场，推进实施“2131”目标（即21世纪初基本实现农民群众一村一月看一场电影的放映目标）。继续实施补贴政策，鼓励为农村群众多拍多放好片；鼓励拍出更多的具有实用、推广价值的科教片；县级电影公司要全力面向农村，服务农民，加快进行经营机制改革，真正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法人实体；支持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经营形式多样化，大力扶持农村个体放映队；进一步发展与完善16毫米影片交易中心，疏通16毫米拷贝流通渠道。
（14）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电影制片单位要充分利用出口权，进一步扩大电影产品的出口。要认真总结和完善国外影片的引进和发行办法，坚持以进带出。允许引进外资改造电影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允许以中外合资、合作方式改建电影院，均须由中方控制经营权。
四、加强对深化改革的组织领导
（15）深化电影改革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电影的改革和发展，列入议事日程，认真调研，加强指导，完善配套，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要从政策上、资金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各级电影行政主管部门要深入基层，提出方案，扎实工作，把改革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严格审批制度，制片单位试行股份制改造、组建电影集团和组建跨省发行放映院线，必须报国家广电总局审核批准。
（16）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强化电影管理。各级电影行政主管部门要逐步实现由办电影到管电影的转变，努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要加大对电影市场的管理力度，加强对电影市场的宏观调控，严格执行对电影经营单位的年检制度，严厉打击电影走私盗版、偷漏瞒报等违法经营活动，为电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2000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