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政府出台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
温州市政府出台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
2002-05-31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职工生育期间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保健，促进妇女就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温州市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业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统筹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及其职工。
第三条 职工生育费用实行社会统筹，建立生育保险基金，为生育和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的职工提供基本的生育医疗保健和基本生活保障，逐步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
第四条 生育保险实行属地管理。温州市区为一个统筹单位，各县（市）分别为一个统筹单位。在统筹范围内，基金统一筹集、使用和管理。
第五条 温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是全市范围内生育保险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各县（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生育保险的行政主管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生育保险业务。
地税部门负责生育保险费的征收工作。
卫生、财政、审计、计划生育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生育保险工作。
第二章 生育保险基金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指定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生育保险登记手续。其中，新设立的用人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30日内，办理有关登记手续。
用人单位依法终止或者生育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应当自有关情形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原办理登记机构办理注销或者变更登记手续。
第七条 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费基数为职工总数与全省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乘积。
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费基数＝职工总数×全省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
用人单位每月按照缴费基数0.8%的比例缴纳生育保险费。
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参加生育保险，按时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生育保险费率的调整，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共同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八条 用人单位缴纳的生育保险费， 企业从劳动保险费中列支，事业单位在社会保障费中列支。
第九条 征收的生育保险费存入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设立生育保险基金，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
生育保险基金按照养老保险基金的计息办法计息，利息计入生育保险基金。
生育保险基金免征税费。
第十条 企业破产、解散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有关规定，依法清偿欠缴的生育保险费。
第十一条 生育保险基金的来源：
（一）用人单位缴纳的生育保险费；
（二）生育保险基金的利息；
（三）生育保险费的滞纳金；
（四）其他依法应当纳入生育保险基金的资金。
第十二条 生育保险基金用于下列项目支出：
（一）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
（二）女职工因生育发生的医疗费补贴；
（三）职工计划生育手术费补贴；
（四）国家规定的与生育保险有关的其他费用。
第十三条 生育保险基金的财务、会计制度，按照《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生育保险待遇
第十四条 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所在单位按照规定参加生育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
（二）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
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从缴费次月起即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新参保的职工必须同时缴满6个月基本养老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后，从次月起方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第十五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职工，按照下列产假期限享受生育津贴：
（一）怀孕7个月（含7个月）以上生产、引产（含死胎、畸形）的，产假为90天；
（二）怀孕7个月以下早产的，产假按90天计算；
（三）怀孕3个月（含3个月）以上7个月以下流（引）产的，产假为42天；
（四） 怀孕3个月以下自然（人工）流产的，产假为21天；扩刮、病理流产或者患宫外孕的，产假为30天；
（五）难产的，产假增加15天；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产假增加15天。
生育津贴额=全省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30天×产假天数。
第十六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职工，按照下列标准
享受医疗费补贴：
（一）怀孕3个月以下流产的，医疗费补贴为200元；
（二）怀孕3个月（含3个月）以上7个月以下引（流）产的，医疗费补贴为500元；
（三）怀孕7个月（含7个月）以上引产（含死胎、畸形）的，医疗费补贴为1500元；
（四）怀孕7个月（含7个月）以上生产或者怀孕7个月以下早产的，医疗费补贴为1800元；
（五）难产的，医疗费补贴为2500元（其中剖宫产的，医疗费补贴为4000元）。
第十七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职工，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和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可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按照下列标准享受计划生育手术费补贴：
（一）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补贴为50元；
（二）皮下埋植术，补贴为120元；
（三）绝育手术，补贴为300元；
（四）复通手术，补贴为2000元。
职工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治疗费用，按照《关于解决城镇职工计划生育手术费用问题的通知》（浙劳社险〔2000〕108号）文件执行，个人不负担治疗费用。
没有参加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职工计划生育手术费用仍由原渠道解决。
第十八条 生育保险待遇，随经济发展和生育医疗水平的变化作相应调整。具体的调整办法，由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方案，经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同意，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九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职工生育或者实施计 划生育手术后，由用人单位到指定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领取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补贴和计划生育手术费补贴。申请时应当填写《温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报表》，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当地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
（二）本人身份证明；
（三）医疗机构出具的生育证明或者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出具的计划生育手术证明；
（四）病历、医疗费用收据等有关材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提供虚假的材料冒领、骗取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补贴和计划生育手术费补贴。
第二十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职工享受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补贴和计划生育手术费补贴的条件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核定其享受的期限和标准，一次性拨付到用人单位；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截留、减发和挪用职工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补贴和计划生育手术费补贴。实际费用超过所发补贴的，用人单位可予以酌情补助。
超过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的服务费和药费由职工个人负担。
第二十二条 女职工在生育期间因病发生的医疗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处理。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三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生育保险的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生育保险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拟订生育保险改革方案和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指导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生育保险工作；
（三）依法监督检查各项生育保险政策落实情况，对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其改正。
第二十四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生育保险业务，履行下列职责：
（一）办理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参加生育保险登记手续；
（二）协助地税部门征收生育保险基金；
（三）按照规定负责生育保险基金的管理；
（四）拟定生育保险业务流程和生育保险待遇申报、核准支付程序；
（五）核定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职工生育保险金；
（六）开展生育保险宣传、教育和咨询服务；
（七）编制生育保险基金预算、决算草案。
第二十五条 生育保险基金的管理、使用接受同级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审计，接受工会、妇联等组织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展生育保险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同级财政拨付。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生育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或者未按照规定申报应缴纳的生育保险费数额的，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或缓缴期满仍未缴纳生育保险费的，由地税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欠缴额2墋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生育保险基金。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或者职工弄虚作假冒领、骗取生育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追回全部冒领金额。情节严重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并追究当事人及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造成单位或者个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办理单位和个人生育保险手续；
（二）无故延期拨付或者擅自增发、减发、停发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的生育保险金；
（三）管理不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致使生育保险基金流失；
（四）截留、侵占、挪用、贪污生育保险基金；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医疗服务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有关规定，给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的职工或者生育保险基金造成损失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改正，赔偿损失；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因医疗事故及违反有关规定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
第三十二条 单位、个人、医疗服务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他组织，认为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没有按照有关规定支付或者结算生育保险有关费用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三条 有关单位或者当事人对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机关和尚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其职工生育保险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五条 各县（市）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办法。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温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从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析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曾广荣
【要点提示】
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高度盖然性是证明标准，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
【案 例】
原告李某于2000年底至2005年期间任被告公司总经理助理。被告公司总经理（亦为法定代表人）为王某，王某长年不在公司，公司由总经理助理原告李某负责公司日常事务。
被告公司在某县开发房地产，为促进开发的商品房和商铺销售，曾委托甲公司进行代理销售，佣金提取比例为1.4%。2004年5月，甲公司致函被告公司，建议终止委托，进行结算，店面销售工作建议被告自行承担。此后，被告将剩余的商品房和商铺组织公司人员自行予以销售，并在2004年7月至9月间，聘请广告公司、电视台进行广告销售宣传。2004年6月至2005年，原告李某的薪酬在被告公司处领取。期间，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
2006年3月，原告以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销售代理费6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
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是一份签订日期为2004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合同上载明，佣金提取比例为3%，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该合同有原告签名和被告公司公章，被告法定代表人处没有签名或加盖印章。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除免证事实外，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没有证据或虽有证据但该证据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或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存在问题时，都不能证明其主张为真。本案中原告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就是签订日期为2004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该合约存在以下瑕疵：一、合约载明的签订日期时，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全面负责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二、合约中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3%较被告前期与他人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1.4%明显过高；三、原告主张合约是在与被告公司总经理王某协商后签订，合约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会计刘某加盖，但王某称对合约一事不知情，刘某对盖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认，且该合约中甲方一栏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四、依该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而本案中，作为负责销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约载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领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综上，原告据以支撑其诉讼请求的《xx销售代理合约》，无法达到排除对该合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原告主张其在实际负责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间，与被告签订了上述合约，其对上述合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较比普通人应更高，而其目前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该合约的真实性较比被告提供的反证，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对原告主张合约成立并有效的意见，不予采信。本案中因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而导致争议的事实难以认实，依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后果，判决驳回了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高度盖然性（可能性）规则的理论源自于西方自由心证制度，主张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只须达到特定高度的盖然性即可，即这种高度达到“法官基于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时，应该能够从证据中获得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法官虽然还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经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结论”的程度即可。客观真实虽是我们司法证明活动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常常受到人类自身所处特定历史阶段的限制，人们对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认识往往不可能绝对反映事件的本来面目，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即是采用的盖然性规则标准，在第七十三条中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同时第六十三条亦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但高度盖然性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标准。为了能够相对举晰地说明高度盖然性标准，德国学者埃格罗夫、马森等提出了刻度盘理论。刻度盘从0％－100％，按25%分为四级，认为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证明标准应定在第四级，即在穷尽了可以获得的所有证据后，如果仍然达不到75％的证明程度，法官就应当认定待证事实不存在。刻度盘理论的优点在于将证据证明的程度进行了数学上的量化，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数学上的量化是理想化的设想，诉讼中无法精确地对某个事实的主张作出数学上的量的比例，同时也无法将每一证据的证明力一一进行量化设值比对，更不可能将证据的证明力的比值相加得出一个综合证明值。
故笔者认为，高度盖然性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优势证明是一种盖然性证明，是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更有说服力，从而证明争执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法官应当根据证据取得的方式、证据形成的原因、证据的形式以及证据提供者的情况及其与本案的关系，综合全案情况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权衡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作出盖然性判断。法官作出高度盖然性判断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在主观上是对证据的真伪和证明力，以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在内心形成确信的过程。这种高度盖然性的判断，是法官在全面衡量案件证据基础上作出的一种判断，是存在于法官主观之中的内心权衡的结果。高度盖然性具体达到的程度，很难用详细的语言和具体的数字进行准确表述，高度盖然性的“高度”，是一种具有一定的范围、宽度的“模糊”的高度，本身不能用精确的百分比进行详细的量化。
具体到本案，原告以与和被告签订了《xx销售代理合同》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销售代理费6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但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就是签订日期为2006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被告为反驳原告，提供的证据有：①《工资表》，证明原告系公司经营负责人，房屋销售人员由公司聘请和发放工资；②《公证书》，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委托原告管理公司，其对原告与公司签订的代理销售合约不知情，公司商铺后期成批销售商铺给陈某、胡某，与原告无关；③被告公司会计刘某的证言：公司的财务章由我管理，公司印章有专人管理，关于原告所说的《xx销售代理合约》我没看到过，也没在上面盖过章；④被告公司职员黄某的证言：原告没有管理公章，但经他同意可以使用公章。原告在公司没有销售过房屋，公司后期商品房和商铺的销售是公司行为；⑤证人陈某、胡某证言：证明其在被告处购买了商铺，由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介绍的，不认识原告。结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综合判断，原告提供的合约存在以下疑点：一、合约载明的签订日期（即2004年6月）时，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全面负责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有权力支配、使用公司印章；二、合约中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3%较被告前期与他人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1.4%明显过高；三、原告主张合约是在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协商后签订，合约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会计刘某加盖，但王某称对合约一事不知情，刘某对盖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认，且该合约中甲方一栏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四、依该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而本案中，作为负责销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约载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领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综上，原告据以支撑其诉讼请求的《xx销售代理合约》，无法达到排除对该合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况且原告主张其在实际负责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间，与被告签订了上述合约，其对上述合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较比普通人应更高，而其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该合约的真实性较比被告提供的反证，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法院对原告主张合约成立并有效的意见没有采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后果。
可见，这种“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实质内涵就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之中,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当然运用语言或具体数据似乎都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种主观上的确切程度。但是,在客观上则可以发现、影响这一高度盖然性的高低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①、某一具体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②、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③、法官的道德修养、业务素质和经验技能；④、庭审的效果,包括当事人程序保障权是否落实,采取的攻击与防御手段是否得当等等；⑤、外界的干扰，这在当前形势下最为重要和最具现实意义。由于外界的压力和诱惑往往使法官不能独立审判或失去中立地位，法律的规则往往被曲解或断章取义，用于为偏见辩护。为防止这一点，关于法官要公开心证的理由和结果，有必要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笔者认为在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时,应主要遵循以下规则:
一、必须坚持“规则法定”原则,即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各种程序规则的设置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尽量减少由法官据情自由裁量的范围。同时尽量减少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范围,主要应限于当事人确因客观上的原因而无法自行收集到的证据,以及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以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方面的证据。
二、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认定，都必须建立在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质证的基础上，必须以证据为依据，以区别法官的主观臆断。也绝不能仅根据微弱的证据优势认定案件事实，而应在对单个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采信和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的基础上作出。。
三、对一些诸如民事欺诈以及婚姻、继承等与人身权益密切相关的特殊类型案件,在法官的内心确信上应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即内心确信的份量应达到更高的可信度。
四、法官必须恪守中立、超然地位,应依据举证规则自动调节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负担，并可依职权对任何一方的不当行为予以干预,保障当事人间对抗式诉讼的有序进行。
五、法官应在判决书上明确、具体地阐述认定事实的根据和理由。这是保障司法公正与实施“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客观载体。高度盖然性规则更要求法官对认定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理由在判决书中详加说明，这样易于使当事人理解法官认定的事实只是形式真实，而形式真实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与客观真实之间是有着差异的，以及其所承担的举证责任与诉讼风险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自身的因素寻找败诉原因，促使败诉方服判息诉，减少社会各方对法官的误解，维护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六、多数情况下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应由集体判定。在对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案件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时，应当组成合议庭集体判定。首先，当证据与待证害之间存在盖然性而必须运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判定时，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必然有较大争议，证明过程也相对繁杂。因此不宜再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而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其次，确立了高度盖然性规则后，法官必然就享有了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自由，使得其对事实的认定具有了最终的权威地位，这时法官对事物的主观认识就会直接影响到他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最终影响到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文字表达能力、逻辑分析本领、社会生活经验、以及清正廉明的优良品质。因此，只有用集体的力量并且相互监督，保证高度盖然性规则的正确落实。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曾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