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立泽 中山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苑民丽 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 副教授


关键词: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证明标准/法律真实/客观真实/层次性
内容提要: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作为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定罪与量刑均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证明标准是一个关键之点并发挥着桥梁作用。就动态的定罪量刑过程来看，从立案、起诉到审判的过程展现了证明标准逐步清晰与升高的纵向层次性，从轻罪、重罪到死罪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又显示出证明标准的逐步严格与审慎的横向层次性。认识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证明标准的动态辩证统一关系，对指导司法机关正确地把握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进而科学地定罪量刑是大有裨益的。


　 一、刑事证明标准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之界定

　 （一）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内涵与作用范围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内涵应当具有三层含义：一是从犯罪学视野（存在论）来看，任何犯罪都是在主观心理支配下造成危害社会的行为或者结果；二是从刑法规范角度（价值论）来看，构成犯罪必须是一系列主观与客观要件有机结合的总和；三是从司法实践中（认识论）来看，任何案件的事实都必须与司法人员的认识与评价相统一。我国学者曾指出，“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是贯穿刑法始终的三个基本问题，刑法制定和适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通过正确解决这三者的关系来禁止、惩罚和预防犯罪，保护社会法益。因此，刑法的基本原则只有具有协调罪、责、刑关系的功能，才能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指导意义，才能担负起基本原则的使命。”[1]毫无疑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满足和体现了这一刑法的基本精神和使命：其一，从定罪上讲，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要表现为犯罪的主观要件（故意、过失、目的、动机等）与犯罪客观要件（行为、结果、特定的犯罪前提等）的有机统一。其二，从量刑上讲，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已然之罪上，犯罪是客观危害行为与主观恶性相统一，这也是量刑的前提和主要根据。另一方面，在未然之罪上，行为人的再犯可能即人身危险性（主观的）与前罪、罪中及罪后的各种个人表现（客观的）相统一，这也是量刑必须予以考虑的根据之一。因此，可以说犯罪实质上是一种犯罪人客观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统一，所以也需要我们辩证统一的审视和对待。[2]其三，从行刑上讲，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要表现为，刑法视野内的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减轻及消失与征表人身危险性变化的犯罪的一切行为事实的统一。[3]

　 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作用范围来看，学界目前仍然莫衷一是。但是把它视为定罪原则论则没有争议，不过就定罪原则论而言，又可以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前者是指其作用范围仅在于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而后者则是指包括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相统一和认定犯罪的司法人员的认识与案件的客观事实相统一两个方面。我们认为，狭义说失之片面，广义说是可取的，并进而主张主客体相统一原则还应当是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与作用范围

　 对于刑事证明标准，有学者指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而“证明要求是法律要求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4]也有观点认为“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利用证据对争议事实或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5]在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法和司法适用中的具体表达和规定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际上，以上种表述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根本意义和最终目的肯定是为了为犯罪定性即定罪。[6]而定罪，依据前苏联的观点，特拉伊宁就认为“定罪就是确定被审理的作为（不作为）同法律中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相符合。”[7]在我国，定罪一般也有两种含义：广义的定罪，是指司法机关依法认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什么犯罪的活动；[8]狭义的定罪，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依照刑事法律确定某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犯了何种罪。[9]可以看出，这两种定义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对定罪主体的认定上，前者涵摄了整个“司法机关”，在我国即公检法三大家，而后者则明确限定了“人民法院”，把定罪权限缩为司法审判权。

　 我们认为，广义的定罪是比较科学合理和契合我国司法实情的。从立法上来讲，为了保障司法活动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及其尊严，将定罪权限定配置在人民法院是严谨和规范的，也有利于避免权力释放中间环节过多而可能导致司法适用混乱、擅断乃至腐败。然而，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层面上来讲，在刑事领域案件程序的实际操作中，公检法三机关都不同程度实施和履行了一定的定罪权。从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到有罪判决，不同于民商事裁判的主要特点就是多个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介入，公安和检察机关本质上同法院一起承担和分享了对案件事实的实体证明和程序保障，现实中三机关中的任何一家都有权也完全有能力掐断一个案件或者决定其后续司法适用走向。鉴于这种司法事实，我们认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所分别享有和具体实施的立案侦查权、审查起诉权和刑事审判权，实际上都是定罪权并属于定罪权的表现形式。我们不能因为一项制度或者事实可能容易产生个别不利因素，便因噎废食而不予承认。[10]

　 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刑事证明标准关系之界定

　 确定了刑事证明标准在定罪中的适用范围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有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定罪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11]我们进一步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仅是理念性的定罪的基本原则，更是定罪在刑事司法适用中实际衡量尺度和载体实现的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原则。

　 纵观人类刑法学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刑事证明标准的指导原则和理念也分别有所侧重和不同，主要有以下四种：其一，只注重于犯罪的外部行为及其实害的客观主义原则；其二，只注重于犯罪人和人身危险性的主观主义原则；其三，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揉为一体的折中主义原则；其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引导下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可否认，前三种原则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其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但是，其不足也正如有学者所言，刑事古典学派的客观主义说“没有考虑实施犯罪的个人的情况，也没有考虑犯罪中的特殊情节，这必然导致刑法适用中的不公平的现象。”[12]近代实证学派的主观主义说则会使犯罪概念变得相对模糊，“有侵害行为人的自由之危险，即使采用征表主义，也难以克服主观主义的这一弊端。”[13]而对于折中主义来说，其一，从反面的角度来讲，折中主义实质上“仍然不外乎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理论的一种表现。”[14]我们认为，“折中”与“统一”在概念范畴的内涵上并不相同，前者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人为的相对僵硬和被动的截取、拼接和并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并合主义虽然也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并非有机统一，而是一种折中。”[15]其二，从比较的角度来讲，折中原则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消极的妥协和退让，是一种迁就和捏合式的“统一”，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实实在在提出和倡导了一种真正的和主动动态的“统一”，强调在客观现实中积极地发挥人即法律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发展和创新，实现了统一的有机和联系。其三，从正面的角度来讲，主客观相统一说是完全符合我国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相统一，也是我国刑法基本价值和规范的追求和体现，可控可行，科学合理。因此，我们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原则。

　 三、刑事证明标准司法适用中的纵向层次性

　 所谓证明标准的纵向层次性，是指在刑事诉讼流程中证明标准在整体上的趋严性与递进性。刑事诉讼阶段，“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按顺序进行的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各个部分。”[16]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即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四阶段，其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法上分别以第86、第129、第141和第162条来规制，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国的这一立法层面上的证明标准，看似简洁明确，但实际上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由于刑事诉讼阶段的存在，在不同阶段，司法主体所查明认定的主观性的“法律事实”和犯罪人员所实际实施的客观性的“犯罪事实”的匹配程度的强弱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从证据学上讲，即定罪时证据在立法应然和司法实然的符合程度不一，而现行立法上的刑事证明标准，以一挡四，未能充分体现出刑事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实然层次。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现状

　 从立法层面上来看，刑事证明标准规定如下：（1）我国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即只要侦查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刑事追究即可。因此，立案阶段具有一定的主观倾向属性，证据程度精确性要求相对较弱，证据标准较低。（2）在移送审查阶段，我国刑诉法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与立案阶段对比，可以看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立法应然层面明确提出，而且法条文本中的“应当”，也是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证据标准适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移送审查阶段证据标准具有高度倾向的客观属性。（3）提起公诉阶段，刑诉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7]在司法案件适用程序的第三步，刑事证明标准的钟摆又再次摇向了相对的主观主义，“人民检察院认为”的条件设定和表达其实是体现出了一种主观推定和判断，“应当”被“认为”所替代，公诉比审查阶段的证明标准在法律表示上又有所降低。（4）在审判阶段，我国刑诉法第162条第1款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一条里并没有写是“应当”还是“认为”，但是，作为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终结阶段，[18]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是客观标准”，[19]因此我们可以说，有罪判决的刑事证明标准比提起公诉的标准更加严格。同时还应当注意的一点是，此处规定的是“案件事实”，而公诉阶段使用的是“犯罪事实”，这两个范畴和标准也并不完全相同，从刑事法的角度来讲，犯罪事实即是指犯罪嫌疑人法益侵害行为成立和符合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而案件事实则是指被告人包括犯罪事实在内的与起诉案件相关的综合事实。无疑，这是对司法审判阶段刑事证明标准适用在质和量上的进一步提高，而且实质上也是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保障人权方面的程序和实体价值统一的体现和必然要求。

　 （二）司法适用中的问题和悖难

　 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层面对在不同诉讼阶段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规定确实体现出了一定的层次性和合理性的，但是，我国现行刑诉法设置的这一层次并没有与学理逻辑和司法实践做到了完全符合和统一，当前的问题就是：第一，从立法语言的角度来看，我国有法可依的刑事证明标准实际上就仅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12个字，刑事诉讼法立法规定过于笼统而不够精确清晰。第二，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学界及我们在前文中对于从立案到审判的诉讼阶段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的分析，实际上都是属于一种学理解释，即无权解释，呼吁和亟待立法或司法的有权解释对证明标准适用的规范明确和指导完善。第三，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对应于我国司法程序中的立案—移送审查—提起公诉—有罪判决四个阶段，当前的刑事证明标准实质上是一个低—高—较低—最高的走向和模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当前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忽高忽低，逻辑不一，并没有完全呈现出一个连贯递进的统一评价标准和顺序，层次混乱。

　 我们认为，当前立案和审判的刑事证明标准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出在“低”和“最高”中间的这个“高”和“较低”上，我们倡导一种自始至终由低到高的统一的递进式的逻辑层次。这里存在两个隐藏的逻辑陷阱和悖难：（1）在移送审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过高。“应当”“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绝对客观主义标准，实质上隐藏的逻辑前提是公安机关在刑事证明中肯定绝对不会犯错，这显然不甚科学，有待完善立法规定。（2）在提起公诉阶段对检察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形同虚设。刑诉法第129条所规定的“应当”显然应当是包含了应然和实然的双重含义，因为刑诉是指导实践的程序法，如果其没有在现实中的实然的效果，那就是对法条的不尊重。那么在此情况下，作为移送审查司法后继程序的提起公诉，就面临着一个逻辑悖难，即公安机关在“应当”之下的刑事证明标准规制下，已经几乎将这一案件侦查和确认办成了客观性的“铁案”，那么，检察机关又应当在其中充当如何角色呢？刑诉法第141条规定的提起公诉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人民检察院主观性的“认为”，我们知道，主观来源于客观，物质决定意识，刑诉法中第141条跟随衔接第129条的隐含的逻辑前提和陷阱就是，检察机关必然要认同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申言之，如果依据现行法条规定的提起公诉的刑事证明标准，则检察机关应当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凡移送必起诉”，这显然也是与司法事实和适用现实不符合的，其出路仍在于完善立法。

　 （三）司法实践中不同诉讼阶段对证明标准的适用情况

　 不管立法规定与表述如何，司法机关在证明标准适用过程中，还是遵循渐进性的认识规律，体现了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如据资料显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在2007-2008年，共受理了公安机关批捕案件3064件4326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0120件13987人），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2920件4091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9701件13276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3514件5022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1065件14536人），提起公诉案件3124件4396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0097件13552人），批捕、公诉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率为100%，起诉后有罪判决率为100%。对以上数据分析可知，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刑事案件起诉率，该院2003-2008年五年平均起诉率为91.25% , 2003-2006年三年平均起诉率为92.35%，而近两年的（2007-2008年）的年均起诉率则为88.90%。众所周知，起诉率的相对降低也就意味着对于公安机关移送案件不起诉率的逐年相对提高，这一数据分别为8.75%、 7.65％和11.10%，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对于证据审查要求的加强和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的事实提高，相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检察机关还是起到了应有的对案件过滤和把关更加严格的工作标准和业务要求的作用，体现出了主客观相统一下证明标准衔接性的深化和递进。

　 四、刑事证明标准司法适用的横向层次性

　 所谓证明标准的横向层次性，是指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不同的犯罪乃至同一犯罪在定罪与量刑上的证明标准，事实上存在着的差异性与个别性。如前所述．我国当前刑诉法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实质上只有一条，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刑事案件纷繁复杂，每一例都有其个别性和特殊性，因此，所谓的“确实、充分”只能是总体上的表述和最高目标，如果对所有案件毫无区别地适用最高标准，则必然因其不符合实际而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结合案件的特殊情况，考虑公正与效力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不同类型的案件的采用适度区分的证明标准是务实和明智之举。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日伪收买地区房地产处理办法
厦门市人民政府



一、为清理市区日伪收买地区房地产权，特制定本办法，凡属该地区范围内之房地产悉依本办法处理之。
二、凡经日伪政府给价收买之房地，应收购公有。但在日伪收买地区范围内间有少数业户及代理人当时不在厦门，或其他原因，确未被收买，现仍持有足资证明之全宗契证者，可于规定期间提出契证及户籍证件（代理人应缴验合法委托书）并缴纳工本费一万元（产权确定与否均不发还
）向财政局地政股办理申报手续。
三、未被收买房地之业户或合法代理人住在本市者，应于规定申报期间二个月内分区分期办理申报，但为照顾海外华侨以及外地业户，因交通困难，不予分区分期，统一规定申报期间为六个月，逾期不办理申报手续者，视为放弃业权，作为公有。
四、凡日伪收买地区已接受收买之房地产，在收买时未将全部或一部契证缴交日伪政府，或已缴交契证有部份被国民党伪政府人员偷出盗卖者，均应于申报期间内将该项契证缴销，不予追究。
五、为准备今后市政建设需要，日伪收买区之土地，一般应保持完整，凡确未曾接受收买之房地产申报审查并公告确定后，再予研究更换或补偿。
六、日伪收买地区之土地，如已建筑房屋或种植农作物者，在市政建设未计划使用者，得暂维持原状。但已被收买不能办理申报之房地，使用人均应在申报期满后迳向厦门房地产公司办理租赁手续。如经已办理申报者，应俟业权审查确定后，再行通知应否办理租赁手续。
七、为保护公有房地产不遭受损失，如有发觉盗窃契证冒占收买地区房地之行为，人民群众应立即检举告密（报告人严守秘密）对检举有功者给予奖励。
八、本办法除报送福建省人民政府核审外，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日伪收买地各种类型处理办法（草稿）
日伪收买地具有以下特点：时间久，面积多，土地分散数量不一，情况复杂，面广牵连大，产权人分散本地或侨居外地不均，为求处理统一及易于内部掌握，分别不同情况不同处理，达到公私合理。兹提出内部掌握原则如下，请审查核示。（附省府（五三）府办秘字第二六号指示）
一、未被收买，应准予申报，承认为私有者。
1．业主不在本地，契证随带外地，现仍保有全宗契证。
2．业主不在本地，契证在本地或外地遗失，能提出有力证明。
3．业主不在本地，自己拆卸房屋，未向日伪政府领取地价补偿费，现仍执有完全的契证，经证明属实。
二、房地已被收买，业主本人当时不知道者，分以下列各点处理：
1．业主不在本地，契证寄存亲朋代理人保管，当时由代理人代为出卖，领取地价补尝费的，这种房地因为业主与代理人的关系非常亲密，并且很有信任的把契证也交付代理人，事实上和习惯上这座房地的全权均交与代理人了，故已由代理人代为出卖，原则上应列为已被收买处理。房
地应收为公有，业主如有异议，应直接追究代理人。如个别确有困难者，取得一定证明可酌情处理。
2．业主不在本地，契证也不在本地，由亲朋等代为管业而代为补契出卖的：这种案件，业主与代管人有相当关系，代管人代为出卖后，如有函信告诉业主，业主已认可的应作为被收卖处理。如不同意，当时或抗日胜利后有提出异议，现在能提出证明文件（因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曾
在本市范围内举行办房地产登记一般业权所有人均纷纷提出契证申请所有权登记）和全宗契证者，则查明业主与代管人当时与现在的情况。如代管人当时已提出其他交换的条件，现在仍保持很密切的关系者，仍应作为已被收买处理。如业主与代管人当时与现在并无其他任何条件交换，亦未
取得协议者，因业主现仍保持有全宗契证，得承认为私有，酌情处理。
3．共有共管产业由一部份共有权人立契出卖，另一部份共有权人当时不在本地，现执有全宗契证：先查明不在本地的共有权人当时是否知道被收买的事，是否同意，有无提出异议，有何证据，如已属同意的作为已被收买处理。如曾提出异议，能提出证件和契证者，按比例承认其共有
权应得部份之业权予以处理。
4．有典押关系产业，未经双方同意由原业主补契出卖或由典权人出卖的：这类案件，原则上应视为已被收买处理。原业主或典押权人单方出卖，一方不承认时，属于债务关系，由当事人直接诉请法院解决。
5．房地已出卖，契证缴交一部，尚留存一部份的：这类案件如仍有人来申报时，要查问其契证不完全之原因，并说明该房地既已被买应作为公有，其留存部份之契证亦应缴销，如遇有不愿缴销契证要求申报者，则可由街政与当地居民共同审查初步核定，报送市府决定之，（确已出卖
仍应收为公有）
三、房地已被收买，嗣后又通过各种方法化公为私，占用收买地者，分下列各点处理。
1．收买地契证被伪政府人员盗窃转卖者。
⑴以低价出卖给再被收买的业主，由业主自行使用，起盖房屋或出租者：这种买卖性质系属非法行为，原则上不能承认为私有。如抗战胜利后，在该地上重新起盖房屋的，房屋归其私有，土地归公并须向厦门房地产公司订立土地租约，其使用办法悉照该公司的租赁办理。
⑵随便指定界址出卖非原有业主的：因其界址面积均与原状不符，其指定的范围内过去或为数人所有，现在该地上已经起盖房屋的，房屋承认为私有，其土地如明知有问题而承买者不予承认。如系华侨确实不明情况，被欺骗承买，得承认该宗契证原有或一部份面积范围。
⑶伪政府人员偷出契证后自行化名假冒向伪地政机关申请所有权登记的：无论已否取得伪所有权状，均作无效，土地收回公有，如已起盖房屋的处理办法与第三类第一条第一款处理。
2．于抗日胜利后，由原业主迳向国民党敌伪处理局申请承买的：如取得有完整的手续者（有全宗契证，有敌伪处理局的证明文件）一般得承认为其所有。
3．原业主投机取巧假冒契证遗失，登报声明失契，骗取重新补契并向伪地政机关申请所有权登记或已取得伪所有权状者：原则上如房地已被收买而假冒契证遗失的，不论已否取得伪所有权状应视无效。房地未被收买，但沦陷期间业主不在本地，契证在本地或外地遭不可抗力之水火灾
战争所毁或遗失，并能提出证明者，经调查属实，可予承认为私有。
4．明知该地区是收买地区，但贪图便宜予以承买，准备以高价再出卖的：这种人是在反动时期绝大部份是有权势的人，或房地产经纪人，准备随时脱售，企图取巧，这种买卖属于非法投机行为，一般不予承认。个别特殊情况，酌情适当处理。
5．不明该地区的情况（如初归国的华侨新由内地来厦的人）承买自己需用的，经详细调查证实后，得承认为其所有。
6．原业主本人已死亡，继承人不知道当时原业主有否出卖，现在要求申报者，可参照第三类第三条的处理办法处理。
四、经审查证实，承认其产权，处理办法。
为保证土地集中，使土地更合理更有价值使用，适应今后市政建设，原则上不就地发还，采取如下办法处理。
1．以相等价值，面积之公有土地（零星不合用之公地）交换，并发给所有权证或证明文件。在调换时如面积价值有超出或短少，互相调补。
2．产权人不愿对换，土地又无法确定位置，应候该地建设需要时，由使用建设单位适当给价补偿原产权人。
3．产权人为保留原有地区，不愿出售，又等不得，得由政府就一部份不合需要的日伪收买地划定适当地区予以对换。



1955年1月1日